​作者：郝加献（一）公元前841年是中国信史的端口年份据史学家司马迁说，中国自黄帝时代以来，都有确切的纪年，但各自资料差别，纪年的说法也不统一，甚至模糊不清，因此在司马迁鸿篇巨制的《史记》内里，便没有把这些不统一的纪年记载下来，随着厥后历史的变迁，这些不统一的纪年也就徐徐湮没失传了。在公元前841年，发生了一件大事件——“国人暴乱”，厉王逃亡，召公、周公行政，号曰：共和。

中国历史准确年月自此开始。国人暴乱的起因很简朴，那就是典型的官逼民反。

其时在位当政的周厉王刚愎自用，残酷地压迫人民，人民怨声载道，“厉王虐，国人谤王”。周厉王的卿士召穆通告诉厉王：“民不堪命矣！”——成语“民不堪命”由此而来，人民受不了残暴的政令。

“王怒，得卫巫，使监谤者，以告，则杀之。”，厉王下令，让卫国的巫者（特务）监视那些敢于行使自己话语权的国人，有胆敢离间厉王的，一律杀头；人民心里怨恨，却什么话也不敢说，大家在路上相遇，只能相互看看，用眼光交流，——“国人莫敢言。门路以目”可见其时王虐民怨的残酷现状。

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。国人提倡了暴乱，周厉王被迫逃出王宫，“出奔与彘”，实际就是流放，召公、周公行政。

这一年为中国历史上的“共和元年”。“共和”的本意就是由一些大臣配合执政，求得和谐与宁静。

自此，中国进入信史时代。（二）《召公谏厉王止谤》具有进步的民主意识周厉王对万马齐喑的状况洋洋自得，对召公说：“我能够阻止离间，大家都不敢再说话了。”于是这个叫召公的人力劝厉王：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，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。

”并从正反两方面重复阐明不行“防民之口”：防民之口有大害，使民各抒己见有大利。他的说理有喻有证，恳切有力。

但周厉王基础不听召公的劝告，终于激起民愤，被人民流放到边远的地域。周厉王不听劝谏，施暴于民，最终被民流放，实乃自作自受、咎由自取；官逼民反、国人逐君，实属一定。记载这段历史的《召公谏厉王止谤》对举叙述，互为因果，展现出国泰安民、爱国爱民的原理。

人人具有话语权，而人人特别是普通民众能够充实行使自己的话语权，是社会文明的标志。历代帝王对民众行使自己的话语权，一向不敢掉以轻心，甚至谈虎色变。

周厉王固然不破例，只是他变本加厉，逾越了民众忍受的水平，民众揭竿而起，赶跑了残暴的周厉王。而召公的谏言，论述为政做官必须注意民众的利益，重视民众的意见，这是进步的民主意识，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中是很名贵的，值得称道。周厉王被流放的那一年，是鼎鼎台甫的“共和元年”，又是中国信史端口，这不是巧合，可以这样认为，厉王被流放，在其时是一件很是的大事件，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。【作者简介】郝加献，北京密云人，自由撰稿人。

恒久致力于文化散文的创作。长篇历史散文《旷世名园圆明园》荣获纪念圆明园罹难150周年大型征文优秀奖。小编提示：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，敬请转发和评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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